[摘要]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，对于“房价”、“房地产调控”等热点话题虽未置一词，但有关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”、“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”，以及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等重大基础性改革举措，被专家视为顶层设计下的住房政策新路。
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，对于“房价”、“房地产调控”等热点话题虽未置一词，但有关“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”、“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”，以及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等重大基础性改革举措，被专家视为顶层设计下的住房政策新路。
检索１９９８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决定，比对自２００３年开始为抑制房地产过热而采取的各种调控措施，会发现，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经历十年来未有之大调整。
房地产税：并非打压房价，但有利减少泡沫
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，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的表述，顿成热议焦点。市场人士、学者专家纷纷解读，认为这意味着房产税试点即将在更大范围展开，有的甚至对房产税开征的时点、税率、减免额度作出预测。
房地产税改革究竟会带来什么？
从各国案例看，房地产税作用有三，一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来源，二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，三能增加持有房屋成本，一定程度上影响楼市预期。
房产税改革是我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制度建设内容，其目的并非单纯为打压房价，实质上是经济调节杠杆。或许，房产税难以改变未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房价上涨趋势，但一定有对冲房价上升、减少泡沫的效应。
改革视角下的调控新路：从“调短期”到“利长远”
业内认为，对于年内部分城市高达３０％的房价飙涨，政府不再从压低“需求”着手，而是调整思路增加“供给”。
全会前后中央关于房地产的表态可见，楼市调控政策已出现三大调整：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；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、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；政府工作重点是做好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，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局面。
回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来路，对这一调整的认识将更为深刻。
在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、积极财政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励下，到２００３年，中国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支柱产业，同时，楼市投资过热、投机需求冒头，央行开始收紧银根，从此，楼市开始了“过热－调控－飙涨－再调控”的循环。
此后的历年调控，大多突出限银根、限地根、限交易。其间也曾提出全面治理楼市，增加供应端、构建多元化体系，但很快又回到调控房价上。如何建立真正的长效机制？
业内人士分析，一系列重要讲话政策透露出中央的应对之策：政府和市场住房供应体系并举，由堵转疏，增加供应，逐步化解当前房地产发展存在的问题。
首先，在供应端，从供地这一源头着手，增加楼市供给。“加大供给”在未来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中具有重要权重，而建设用地结构的优化则是未来土地政策的重要取向。
事实上，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三季度住宅用地供应远超近五年同期均值，同比增约３０％。
其次，在需求端，“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，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”。华创证券分析认为，这意味着推进房地产税改革、扩大试点已是近在眼前。
第三，在手段上，调控回归市场化方向，同时实行两分法：商品房强化市场化运行，保障房需要政府调控。
与他国不同，中国房地产还涉及诸如户籍、土地财政、征地等复杂因素。这些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“土地财政”，开发商赚取利润而政府收取高额的出让金。高地价、高利润下，高房价在所难免。
如何拆解这一利益链？根本一点，革新考核体系，“去ＧＤＰ崇拜”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，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，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，更加重视劳动就业、居民收入、社会保障、人民健康状况。同时，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。
与此同时，还需完善土地制度，革除土地财政的弊病。正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许正中教授所说，有的地方是“一房多吃”，既吃土地出让金，又吃转让住房的交易税、个税。这既有先前过分考核ＧＤＰ所催生的地方投资冲动，又有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导致的“借地生财”的原因。
对此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条提出解决之道：一方面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。另一方面，完善土地制度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，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，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权同价。同时，建立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。这为限制地方对土地的攫取提供了制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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